英国男护士在家隔离时去世,曾八天未进食,被当轻症未获检测治疗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0例,其中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7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7例(境外输入转为确诊7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101例(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5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1027例(境外输入221例)。

那么,美国政府还能做些什么来促进统一的应对措施?作者们认为,“很明显,美国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发布白宫和疾控中心的指导方针,因为自愿遵守是行不通的。联邦政府接管所有公共卫生命令将与美国的联邦体制不协调,但还有其他选择。”

作者们提到,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紧急法律框架的主要担忧是,它给予官员们太多的自由裁量权,而对糟糕的决策却很少进行审查。通常,人们担心的是,官员们为响应公众要求会采取不适当的强制措施。例如,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暴发期间,新泽西州州长下令一名从塞拉利昂返回的护士接受隔离,尽管她的病例并不符合美国疾控中心(CDC)的指导方针。

(注:媒体引用时,请标注“信息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美国在一周之前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最多的国家,目前也是唯一一个确诊超过20万的国家,最新数据则已超过24万。而如此大规模的疫情蔓延只用了74天时间。

她们的建议包括:白宫必须扭转其过早减弱现有解决措施的做法,同时应该让州长尽其所能减轻疾病的影响和传播,包括强制执行居家命令、关闭学校,及获得足够的医疗用品和新冠检测;行政部门应召集州长和州公共卫生主任,并敦促他们就一套协调一致的社区缓解干预措施和时间表达成共识;国会利用其支出权利,进一步鼓励各州遵循统一的社区缓解方案,其中包括有效执行公共卫生命令的措施;国会利用其州际贸易权力来监管那些影响新冠病毒跨州传播的经济活动。

“今天,我们发现处于相反的情况:联邦政府做得太少。”作者们在文中指出,或许是由于联邦政府官员对这一威胁的严重性在早期发表了误导性的声明,公众意见也一直在权衡利弊,不愿采取会给家庭和企业带来困难的措施。股市暴跌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要求投资者保持冷静,避免对企业造成不利影响。

两位作者毫不留情地指出:这就是联邦制的阴暗面,它鼓励对流行病采取敷衍应对。美国的做法与韩国形成了鲜明对比,韩国通过迅速实施中央集权的国家战略,防止了社区间的广泛传播。而美国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联邦领导来指导统一的应对措施,“很快就实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预测,即它将成为COVID-19疫情的新震中。”

文中指出,美国的宪法将公共卫生的主要责任赋予各州,授权给各市和县。联邦政府的普通公共卫生法律权力较为有限,重点放在预防疾病的州际或国际传播的必要措施上。

2020年4月4日0-24时,山西省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例(太原市报告英国输入确诊病例1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5例。无新增境外输入疑似病例,现有境外输入疑似病例0例。

由此产生的联邦政府的反应意味着:通过迅速、统一的国家行动遏制COVID-19的宝贵时机已经丧失,这种情况和意大利类似。